商和好，此事本也无可厚非。
“只是俺达之后，塞北风云多变，与我多为敌而非友，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，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，与虏贸易。
“自来边关贫瘠，物产不奉，商旅之人逐利而行，也属人之常情。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，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，但却利存关内，也算造福一方之民，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。
“然则，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、欲壑难填，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，而且还胆大包天，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，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。
“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、粮粟、布匹等紧要物资，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，亦卖力输入。
“此八家如此作为，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，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！通虏资敌，莫此为甚！”
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，原本白皙的脸上，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，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。
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，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，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。
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，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，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，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“胡作非为”有多少议论，一概保持沉默。
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，对大理寺、翰林院、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，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。
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，还不是恶政么？
在他们看来，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，可以去抢晋商，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，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！
也因此，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，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，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，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，劫掠民财，伤天害理，祸乱地方。
不过，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，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，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。
比如督察院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标，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等人。
李标也好，乔允升也好，这些人都是当年东林党的同路人，算得上是朝中清流文官们比较认可的高官了。
而刘宗周更是当年东林党人之中较早被贬斥的人物。
这些人在崇祯皇帝即为之后很快被推荐起用，也让当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得了很多的好评。
若是搁在平常时候，他们是一定会出面劝谏皇帝不要这么做的。
但是这两三年来，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，早已看清了如今的朝局，也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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