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野之间更多人知道的消息，比如朝廷赈灾、免粮、开海等等消息，能够登上邸报之外，其他的一概受到了皇帝本人的严格控制。
谁不经皇帝亲自的批准，敢于将已经递进了通政司的奏折或者弹章，私自公布出去，或者张帖在通政使司衙门口的邸报栏上，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重则抄家斩首，轻则抄家流放。
二者必居其一，没有其他选择。
这一下子，过去大明朝跑风漏气的朝堂，跑风漏气的通政使司，尤其是因为大嘴巴而跑风漏气的督察院、六科廊的御史言官们，也没有了机会再通过朝廷的邸报而大放厥词。
当然了，这个时代也曾出现过类似报纸的东西，那就是揭帖，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揭帖类似于后世的大字报，其中充斥着的都是政治上的诉求。
这种揭帖的出现，通常是在在野官员或者士子没有上书言事渠道的情况下发生的。
不过，这种揭帖毕竟不是后世的报纸，因为多数都是一次性的而已。
在明末的历史时空之中，朝野之间的舆论管控问题不是太严格，而是太放纵，处于完全没有管理的状态之下。
任何人只要出得起钱，就可以出版任何书籍、杂志和刊物，朝廷之上也没有专门的衙门来审批管理这类东西。
所以在整个江南，民间舆论完全被东林党人所掌控，朝廷的声音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皇帝的声音，常常没有人能够知道。
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这种状况下，大明皇帝在明末江南士民阶层的眼中，会是个什么样的形象。
但是对于书籍的刊印出版这类事宜，崇祯皇帝不打算去约束，去压制，至多在将来某一天针对民间出版业立法的时候，进行适当的限制。
书籍不是报纸，私人性和专业性更强，但是短期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却要弱上不少。
所以只要民间不出现公开发行的报纸，崇祯皇帝就不打算主动去管理。
《天下地理》是专业性的地理知识杂志，不问政、不论证，也不议政，当然可以公开出版发行，而且在大明的范围之内，传播的越广越好。
当然了，这样的出版物恐怕还不如朝廷的邸报有市场呢，刊印发行之初肯定跟皇帝出资赞助的其他产业样，绝对是个赔钱货。
但是这样的事情，对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额来说，就算是赔钱赔上一百年，也得干起来再说。
至于天下地理的内容，那可是有现成的好东西。
那天崇祯皇帝接见完徐弘祖之后，临出宫之时，徐弘祖献上了自己这两年刚刚开始总结记录写出的三卷《游记》。
这三卷用蝇头小楷写就的《游记》，煌煌三十余万言，里面虽然有不少游山玩水之际的文人情怀，但却也包含了很多地理学上的真知灼见。
崇祯皇帝拿到之后自然大喜过望，这可是徐霞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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