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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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士”作为一个阶层，最先诞生在春秋时代。

　　经春秋、战国、前秦、前汉至今，“士风”总体上一脉相承，士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，并对政治十分的热切，但如果细分下来，在各个时代，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　　先秦时期的士子们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万丈豪情，是“志於道”的。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；道不行，则乘桴浮於海。孟子所云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有着铮铮的铁骨和独立的人格，虽然对政治很热切，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视为施行道的手段，并不谄谀权势。

　　入前汉以来，在初期，士子们还是颇有战国士风的，然自从孝武皇帝以后，因为政权的稳定和思想上的变化，整体上的“士风”渐渐地就从“志於道”转向了“从於王”，对“道”的坚持也转变成了对“功利”的追求。

　　两汉之士子，多不讳言功利。

　　班超投笔从戎，在做小吏的时候口出豪言：“大丈夫无它志略，犹当效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”，直言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“取封侯”，在被人嘲笑后，他更又说道，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”？又如汉武帝时的主父偃，说“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则五鼎烹”。又如本朝跋扈将军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尝登高远望，喟然叹息，说，“大丈夫居世，生当封侯，死当庙食。如其不然，闲居可以养志，诗书足以自娱，州郡之职，徒劳人耳”。连“州郡之职”都看不上眼。

　　这种对功利的追求，贯穿两汉，也因此形成了汉人强烈的进取精神。

　　到了本朝，在崇尚利禄之外，与前汉相比，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，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扬下，士子们尤其重视名节。“汉自孝武表彰六经，师儒虽盛，而大义未明，……，光武有鉴於此，故尊崇节义，敦厉名实，……，而风俗为之一变”。“重名尚节”遂逐渐成为士子们的风尚，士子竞相以名节标榜，刻意追求。这种风尚发展到最后，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“党人”，出现了品题人物的“清议”。

　　随着政治的越来越黑暗和百姓的越来越民不聊生，到了近年以来，士风又开始了变化。

　　士子们或者“向盛避衰，交游趋富贵之门”，完全抛弃了士子该有的节操，投身权势，与宦官、外戚同流合污。或者随波逐流，尸位素餐，唯以“升迁”为目的，唯以权势为追求。或者还保持着良知，但却出於种种原因不能不向权贵低头。这三者之间，随波逐流的占了主流。

　　在这三者之外，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，在这大变革之时代，他们隐居不出，或以处士自居，修身养性，或以狂生自谓，达生任性。前者不必说，后者认为“人生易灭，名不常存，而优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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